翻译后记：此篇命名为《我们的寡头制政府》的访谈是由《哲学杂志》主编Alexandre Lacroix采集执笔，刊登在2011年2月号46期关于《人民是否丢失了权力》的核心话题的文卷当中。在欧洲，精英文化是个与民主文化相对立，即精英与大众相对立，以至于为了“政治上正确”，“精英”成了被精英自己抨击嘲讽的对象，我看“知识分子”离这一天也不远了。
但颃歇谈到的精英／知识分子对民主的憎恨确实揭示了一个欧洲的民主困境，能不能相信“全民权力”，特别是民众并不都具备知识才识甚至判断力，特别是民众的判断可能轻易被谎言流言媒体被任何形式的蛊惑兑服所操纵？潜在性上，民众是不是一群目光短浅，道德脆弱的人？民众会不会轻易丧失理性而将个人与群体的未来掷入博彩的轮盘？
《蝙蝠侠前传2黑暗骑士》里有这末个桥段：
小丑设计制造了分隔在两艘船上的市民和囚犯的生死对决。双方都同时收到了炸毁对方船只的引爆器，并被告知只有先下手为强才能求生。这时，在市民的船上发生了有趣的一幕，大多数人认为囚犯是品行堕落穷凶极恶之人，不值得信任且死不足惜，但为了表现自己的文明习性，不同阶层族群的市民自发组织了一次是否炸毁囚犯船只的公投。结果是，多数票通过炸毁对方船只求得自保。
小丑其实是了解人性的摇摆和脆弱，他理想的结果是在海面上导演市民与囚犯，即由法律划分出的善恶两端，同归于尽在一场人类现代文明的灿烂烟花中。
感谢美国清教文化的影响，感谢好莱坞商业大片对道德上的正确的保有，感谢牛逼导演在这个片子里对“正义”“至善”与“至恶”概念在时代背景下的重新而不落窠臼的探讨。桥段的高潮实际出现在囚犯一方的船只上，一个最彪悍的囚犯头目站起身，黑人，体布纹身面露凶光，带着手脚镣仍然成功用眼神和气场将引爆器威胁到手。在所有人侥幸而又不安的等待中，出乎意料的将撒旦的十字架扔出了舷窗。
翻译此文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想起这个桥段。电影确实将民主困境戏剧化特殊化，但民主所意味的所有人共同分享并承担的权力是否存在“过限”的可能？民主是一种政治关系的建立，但群体的道德模式、文化心理结构、经济基础，和个人的欲求情感和人性能力可以随时在偶然事件中考验这种政治关系的规范性和价值标准。
在古希腊城邦的城市广场上，公民（les citoyens）就公共事务展开的公众辩论和共同决策被视为民主雏形。事实上，从文艺复兴开始，在欧洲内部政治哲学体系内，两种关于民主的设想彼此对立：古典派和现代派。古典派构想的民主，以古希腊城邦政治为模型，本身具备一种整体性，并且建立在公民积极参与公众事务和公共权力的轮换上。现代派则相反的将民主核心定位于个人价值和人权，特别是将民主建立在权力的一种代表原则上。西耶士和孟德斯鸠是现代派的坚定维护者，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构思更适合现代生活，并且从治理规范的角度上来说更高级更进步。根据Benjamin Constant的看法，两种民主构想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古典民主是古代城邦公民面临城邦间无休止的战争现实的结果，而这种古代公民的“战争意识”在现代国家的公民那里变成了“商业意识”。
如果象颃歇所讥讽的，现代欧洲知识分子对古罗马“平民”概念（le plèbe）的品味，实际上就是承认并赞同少数人把持的特权阶级存在的合理性。反观古罗马城邦奴隶－平民—贵族的阶级划分，在柏拉图对古希腊理想城邦的构想中，民众划分为三个阶层，奴隶—匠人商人—守护人（士兵和智者），而理想国的治理者应当是哲学家王者(le roi—philosophe)。因为只有哲学家有足够的智慧使城邦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使之侵略其他城邦以求扩张的野心中解放出来，并且只有哲学家才有足够的智慧和伟大的心灵实现理想城邦的完整性，一个没有敌人，内在和睦外在和平的理想国。
难怪前导师Nys有一次听我聊孔子，觉得他和柏拉图有相似的使命感，两者都谋求哲学智慧在政治现实中的作用，并且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权力阶层的合作者。
在访谈最后，颃歇所谈的用“思想和行动的自治性”来抵抗民主的消失，似乎将民主的希望寄托在个体自治，寄托在独立于国家政治结构和社会模式的个体思想和行动力的培养。但我的问题是，即便有更多境界均在技术官僚，学术权威，权力精英之上的独立思想者的出现，并且视民主，即所有人分享并承担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为人类社会理想的政治关系，可这些独立自治的思想者如何在现实中行动？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改变民主逐渐丧失实践基础的现实？这不仅仅是一个对个体“内圣”的期冀就能够搪塞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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