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听了一个EHESS东亚研究中心组织的博士生研讨日，《和过去在一起：东亚（文化）身份和遗产》。席间一个现代和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和韩国博士生就报告中 “传统”一词的涵义和使用呛起来。
研究日的性质，其实有点像给准备完成论文的博士生在答辩前的演练，定稿前的内阅。女研究员也本是安排要给发言的韩国建筑师就其研究内容，发言技巧和规范提意见。但她开口就非常令人吃惊，“我本人是民族学家，不是哲学家，我的工作是围绕现场展开的”。我没理解出韩国同学报告的哲学性，只不过他关注的对象是“物器”即建筑，而她着眼的是人种和族群志。随后她一再强调对方研究对象的“现代性”而并非“传统性”。并且“传统”一词的反复运用令她不解以至不快。
其实韩生谈的还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传统与现代。以建筑作为研究对象切入谈东亚文化身份就免不了会触及两者间的矛盾：现代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形式模本来自西方，本土传统材料工艺被取代，就连“文化遗产”这个概念，patrimoine, 也是欧洲自十九世纪始，在城市规划问题上，文化派（Urbanisme culturel）和进步派（Urbanisme progressiste）对峙的产物，1976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案，成为一个普世概念。这个矛盾的解决，在韩生来看，似乎是一个将如何传统嫁接于现代的问题。他追溯了上世纪60年代日本建筑界中的Mouvement métaboliste （新陈代谢建筑运动），到之后韩国“三人行”建筑师组合，最后联系中国近几年的建筑作品中的传统回潮（以世博中国馆为代表），传统元素的运用成了解决矛盾，近而不丢失，说不准还能幛显文化身份的一种两全之策。韩生口吻其实是一半悲观一半自嘲的。
听众也对“传统”颇感疑惑，传统具体来说是什末啊？太空泛的概念。是建筑形式？是技术工艺？是材料？可能对法国或者欧洲人来说，与现代性，现代主义相扣的是历史，是政治文化事件，是思潮，是推动人物。而传统，似乎更多与社会习俗，行为操守相关。我脑子里能立刻想到的俩例子就是，面包房里的比长棍多一毛钱的tradition，和复活节的传统菜肴（Traditions culinaires）。
其实即便面临同样的“传统”问题，日本，韩国和中国的态度不可能一概而论。粗略查阅了一下一无所知的Mouvement Métaboliste，发现运动宣言恰恰是要告别传统。因为传统支配的形式与功能已经不能满足一个未来城市的大幅扩展，必须创造一种能够消化城市膨胀力量的结构来保证城市机体的生长活力。日本在建筑和城市规划上的现代化进程，似乎没有太多些被动和迟疑。设计了广岛和平纪念馆（1948），东京奥运主竞技馆（1964）和东京罗马天主教圣玛丽教堂（1964）等等标志性建筑，也曾在1942年，日本战败前夕赢得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纪念性营造计划方案首奖的丹下健三，在提到钢筋水泥的使用时说，“历史不再允许我们后退一步”。对于“日本性”在圣玛丽教堂建筑计划中的体现，他坚持建造一种“独立于形式和风格的空间结构”，一种能够平衡“日本公民日常生活经验和日本人传统宗教经验”的空间结构。
强调空间结构的创造，强调将本民族特有的生活经验与感受的空间化，坚持材料工艺的现代性，而并非将“传统”缩简至形式，风格或点缀性元素，这似乎是日本现代建筑的特征。近日在中国作展的坂本一成，和设计丰岛展览馆的西泽立卫，都是这种思路的延续者。
韩国的“三人行”建筑师组合（Groupe d’il n’y a que trois），我没能在网络上查到更多的资料。但韩生例举了他们的一个纪念性建筑作品对传统建筑屋檐和外立面形式的运用。他在回答听众的那个问题时，也主要将“传统”解释为形式或元素。我其实非常钦佩他的勇气，与会的其他发言者都是法国人，只有他操着并不流利的法语，不念讲稿，面对质疑也表现沉稳。但问题出在他在这个20分钟简短报告中立场模糊，批评也因此显得无力。到底“传统”以视觉形式介入现代建筑是不是能够赋予建筑甚至现代性一个文化身份？西方普世原则（l’universel）和现代性的统一性范本（l’uniforme），在三个东亚国家中，与传统建立的关系除了对峙，是否还有对话？保守文化身份是不是等同与保守传统？ 如果我们需要塑造一个此时此地的文化身份，到底它应该回首过去还是面向未来？甚至缔造文化身份的思路是不是一个伪思路？
中国的情形要复杂许多。各个地域的文化，传统或是现代化发展程度各不相同，也同样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关于世博会的东方之冠，我倒是听了这样一个段子，是参加世博峰会的博士班同学在其中一个有关建筑的会议上质疑其形式上与安藤中雄92年塞尔维亚日本馆的类似，以至有抄袭之嫌。主设计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教授何镜堂估计对此类问题不胜其烦，又是自家人关起门来的圆桌会议，于是撂下一句，“怎末算抄袭？日本的文化都是抄袭我们中国的！”，言下之意我们是抄回我们自己的，抄袭自己不算抄袭。我对何老师由这句话透出的文化观和中国馆的严肃性表示深切怀疑。
如果说世博中国馆有太多的政治因素牵扯在内——忘不了头上这顶帽子——我似乎很难在中国现代建筑师的作品中找到那种传统本有的开放性所给予的，面对未来的自由度 。去年年初回了趟北京，每日往返于两广大道，满眼林立的商住楼盘，透不过气的密度和重复度，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形体上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所谓地标性建筑，另外还有改造中的仿明式大栅栏商业步行区及类似针对旅游开发的仿古项目。于是，能填入由住宅建筑，地标建筑，仿古建筑形成的三角形内的首要词汇，是经济、市场，是商品化。匪夷所思的是，还有形式和风格。
商住楼盘的设计的粗陋的，文案却极力虚拟出它的托斯卡纳风情。或德式，或法式，或欧式，或美式。或混式。总之本楼盘的文化身份不容质疑。地标性建筑就更是在形式上下足了血本，形不惊人死不休。 形式不可不现代，超现代。不可不国际，领国际。 施工技术工艺的脱节和内部空间布局的浪费是形式论之后是次要问题。北京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image）始于形式，止于视觉。仿古建筑是传统形式运用的最彻底，可感觉最离奇的一类，我在大栅栏的感觉就是无时空概念的穿越场所。不山寨，我们还可穿越。为什末这种传统连自己都觉着别扭生分，除了古雅面具后的铜臭味有碍进一步品位它的文化身份，这种文化根本就是要拿来贩卖给外地人外国人，和献给所有喜爱迪斯尼拉斯维加斯阿布扎比和刘老根农家乐度假村的世界与中国友人们。
被挡在三角关系之外的其他中国现代建筑，面目模糊。大概三类建筑就占据当代建筑师们大部分精力了。我从不怀疑他们的敬业。展览馆，美术馆的建设项目或许能够成为下一个阶段出作品的机会。在韩生后发言的一个法国年轻女建筑师，博士论文研究北京南北中轴线的城市规划和绿化方案，在北京的两年时间内，曾尝试用各种方式行走和体会城市，也采访了规划局的主要负责人。她的报告是一份现场工作纪录的汇编，翔实具体。她提到两点很有趣，一点是当代中国似乎需要外国建筑师的眼光发掘传统。另外她眼中的中国现代建筑的代表是艾未未自己设计的工作室。“绝对是中国的，不论是砖砌的方式还是它的象征性”。与日本建筑师在建筑材料上的绝不后退的态度相比，中国当代的“业余”建筑师似乎在材料工艺上保有对传统的一份顾眷。比如艾，比如王澍。只不过后者对瓦爿的使用是由城市内大规模拆迁的时机促生的，是就地取材也是不能忘却的纪念。
说了这末多，最后还想说说大栅栏。与大栅栏商业区中心大街平行的还有一层副街，生意明显比前街好的太多。10块钱左右的小商品，丝巾皮带，乱七八糟的旅游纪念品。生意人也都是外地人。开了口纵向延伸至胡同里，布满了矮小门脸的违建小饭馆，小吃店，性用品商店， 污水横积， 一贯的脏乱差。我却有了小时候来大栅栏的感觉。大栅栏原先连着琉璃厂，打磨厂，绣品街，天桥，原本就是手艺人，小买卖人，江湖艺人和城市平民混居的地区，有自己的小生态文化和特征。所谓“商业中心”也是多是靠官民同用的小日用商品买卖赚个人气和吆喝。在城市国际化的号召下要提升大栅栏的“档次”，还不能丧失了“特色”，于是建筑规划师们制造了物，却没考虑到在其间生活的人。在此经营的主力人群可能还是这些小买卖人，街推了房子建成明式，对他们的生意经，生活格局改变不大。这也是为什末开放了一段时间副街比主街热闹，在面临拆迁的胡同里延续着传统的经营模式的原因。同样可以溯明的汉正街也要拆了，吸纳了武汉城市大批低端劳动力和二万六千多小商户的汉正街要改成仿古旅游一条街，商业街改迁至其他地方，由批发市场改造成现代化电子商务商城。在此生活工作劳动的两万六千商户和买力气的挑夫对汉正街去留没有决定权甚至是发言权。在此提传统给予面对未来的自由似乎是个笑话。
自申为民族学家的女研究员，她的提醒不是没有道理，对传统和现代的矛盾关系的断言不能使我们回避第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建筑和城市到底为谁而建？
Aucun commentaire:
Enregistrer un commenta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