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西比较

住院之前写的，现在看看觉得写得有点紧。该给身体放个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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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病不愈。发烧加失眠，不发烧加失眠。居然晕忽忽的琢磨中西比较的问题，可见心结之重。


被浇多了几盆冷水，再看多了几个中西相互误读恶解的例子，一度对中西比较产生了比较大的怀疑，其实是对自己做中西比较的出发点产生了怀疑。


被浇第一盆冷水是在申请博士时，由老师引荐向一位素未谋面的汉学学者递交博士计划初稿。回信不长，言辞略带讥讽，说做通过场所空间认识论做古中国和古希腊在若干基本哲学艺术概念和观念的对比，在她看来，“这种计划”的专家非于连（François Jullien）莫属， 她仅仅是中国画的专家。谦虚之余划清了界限。我是沮丧之余或多或少欧洲汉学圈子里的思想分歧，特别在比较问题上的尖锐态度有了最初的印象。




其实现在聪明一点的讲法，不讲比较，讲影响(Influence)，讲接纳(Reception)，讲贡献(Contribution)。西方现代主义在思想领域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抑或东方禅宗道家思想如何影响海德格尔后期哲学思想？中国如何接纳萨特及其存在主义？欧洲自16世纪至今是如何理解和接纳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文化？


话说回来，我还真给于连发了计划，他还真作出了非常积极的回应。只是拜戈老师先给予同意意见就没再跟进。选导师，我的标准还真不是其知名度，还是看重对其著作的感觉。于连早期的作品，特别是其博士论文《含蓄的价值》（La valeur allusive），我非常喜欢。他对中西比较的方法和诗学比较的最初阐述具备相当的研究视野。但随着其作品的多产和其在巴黎学术圈的活动力，他似乎变得越来越精英。精英（Élite）在这里不是其在拉丁语中的原意，指“出类拔萃，博学，有道德权威的人”，而是自十九世纪起的延伸意，指社会各个领域中占据有利位置和权利的掌控者。


毕来德一本《反于连》（Contre François Jullien，2006）的出版，于连立即联络其他巴黎学术圈内的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出了一本合集 《敢于建造，挺于连》（Oser construire, pour François Jullien，2007）。2010年末还组织了为期三天，名为《搅扰与眺望，围绕于连作品的学术研讨会》。与会的有欧洲汉学，哲学，人类学，历史，文学，心理学的知名或年轻学者，还有译者与门徒。而于连本人正是这几场会议的组织者。他居于会场一隅，听着与会者对他著作及中心论点的介绍，分析， 延伸性解读，误读， 辩解，避重就轻，牵强附会，赤裸赞美或温婉批评，却默不作答，颇有些寒山蓑立翁的意思。


有趣的是无一中国学者到场，其实也确非必须，只有两位参与其著作翻译的越南与台湾译者。听着越南译者对其十几本著作进行的走马观花式的介绍，并以东方式的崇敬感贯穿始终，又看到台湾译者投射在大屏幕上其法文报告中出现的一些简单单词的拼写错误，我离开了。我在他们身上没有看到与于连势均力敌的对抗性交流，交锋，质疑或补充，却多了些被提拔看重的荣幸或侥幸之感[1]。我的反感来自于，这般聪明，这般张扬，这般懂得调动资源不断扩大其影响力和确立其思想独特性，已经不仅仅是坚持或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这末简单。于连的中西比较已经成为其专家职业的战术和策略，学术声名和商业成功互推，他的能量，对受众的影响，控制并从中受益，于连似乎在闷头写了二十年书之后，换了口气，经营起自己的学术势力。


至于后几盆冷水，是看到了法国和中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明确的质疑和彼此间的误解。找来女汉学家的书，翻到若干段落，提到了若干现代中国学者做中西美学比较，并非纯粹的学术思考，更多来自于混杂着文化甚至民族复兴的政治意识，比较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中华文明的优越性。


说的在点儿。如果说于连做中西比较是为了批评西方哲学思想的局限不及，那末部分中国学者做比较是为了鼓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当然，这些被吹捧颂扬的价值观恐怕都只能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单子里，并未被当代中国社会承认，延续和发展。 请问“仁”和“正”在社会权利阶层是否能体现出和孔子雕塑在祖国心脏位置和体量相匹配的重要性呢？佛教道教思想成为挽救西方工业文明造成的环境危机的“生态哲学”，多末有创造性的措词，不谈佛道在中国世俗文化的边缘地位，哪个中国发展中城市不是努着劲儿的大拆大建我怎末一点儿没看出来无为自然戒除痴嗔念呢？


但伊凭着阅读了三篇宗白华美学杂文的译文的便判定他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结语中，又将李泽厚纳入了国粹主义者的阵营。我这回的沮丧是为了她作为学者的不严谨，出言太过轻率。说这两个人的作品一点儿没有打上过政治烙印不属实，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发表作品时申明立场甚至喊喊口号之类的事我想也是有的，可说他们俩是民粹主义者，我绝不赞同。他们对待自己所从事的研究，态度始终是审慎严肃的。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化的重新思考和构建是建立在对西方哲学及美学研究的基础上的，虽然生硬了些，甚至是套用西方美学构架和现成概念，在研究之始，受大局势影响坚信并高举马克思主义…美学；或轻巧了些，没能做出更系统科学的理性分析，但我还是挺喜欢宗白华的小诗！更尊敬李泽厚在后期著作中显露出来的历史责任感和对人的关注。如果对新中国建国后敏感动荡的内部政治气候和艰难的外部政治环境缺乏必要的了解，又怎末能体会这些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正确”和“政治上不正确”的复杂摇摆。上述两位作者中西比较实践不可能全然中立，全然自由，不受时代，历史和体制的局限。只能说中西比较在这两个人身上更多是基于援西救东，用重建的方式复兴传统而避免文化流失甚至沦丧，和晚清的 “援西救儒”（秦晖）一脉相承。


术业专攻的中国学者也免不了犯同样的错误。最近看的比较多的赵衡毅，在《争夺孔子》中提到了欧洲汉学家对中国思想的“泛政治化”或“去政治化”都是“基于普世化的西方原则”，并引用了毕莱德对一些“制造绝对他者神话”的汉学家的点名批评，李克曼（Pierre Ryckmans）榜上有名。当然，引用并不代表赞同，但赵衡毅显然不了解所有被毕莱德批判的汉学家。李克曼的《中国杂文》是当时在欧洲少有的，即时和现场的，对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和文化大革命进行事实陈述和批评的杂文集。要知道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一度成为六七十年代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重要的榜样性参考，从萨特和波夫娃，克理丝笛娃，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到现在还在活跃着的毛主义者巴笛欧（Alain Badiou），都对文化大革命倡导的阶级斗争的乌托邦思想兴奋不已，他们没有去核实事实的真相而在轻信和想像当中制造了文革神话。因此李克曼在第一时间对文革实质的批判[2]没有受到太大的重视。


李克曼本身是记者出身，在香港学习工作时亲眼目睹同伴在政治斗争中被暗杀在家门口，他对中国的了解开始于每天早晨去茶餐厅情香港市民为他阅读当天的时事新闻。他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汉学家，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喜爱和对中国现状的关注在他的作品中并行。他曾经提到在某地参观一处毛主席纪念馆时，看到陈列的镰刀和斗笠所激起的对毛及其乌托邦思想极为复杂的感受。能写毛泽东的斗笠，也能写石涛的笔墨，能分析中国人对昨天的态度，也能批评法国汉学家滥用的学术权力。至于老年的李克曼试图将儒教与基督教做对比，挖掘《论语》的宗教性，那是后话。还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李克曼《中国杂文》的封面赫然引用了鲁迅为《呐喊》的题诗：“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我实在不清楚李克曼到底是如何制造这一场“他者”神话。


其实说“中西比较”，大概是这种预先设定的对峙阵势惹人不快。我和我在EHESS的语言Tutor聊了一下，她说她所知的能够真正胜任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大都是双语背景，也就是两种文化都是母语文化，因此研究不至于浅薄，不至于以偏概全，立场几乎中立。她觉得比较首先不应该带有价值判断在里面，重点在于作出的批评。


可是没有价值判断的比较，或者说没有明确提出价值判断的比较，甚至是以批评为基本方法的比较，就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中立”的比较吗？


我的问题似乎又回来了：为什末于连做中西比较，用“道”的差异勾勒试探西方思想的盲区，在与他者的相遇中验明自己的正身，对比双方却都有人站出来质疑这个“他者”为神话？为什末李泽厚宗白华做中西比较，用差异强调自身存在的独特性和内涵，在用西方美学理论框架支撑和强化两者差异和互不可取代性的同时，重塑，或者粗略的说，是西化了自身，在外却相反被冠以“民粹主义者”的声名？


其实中西比较，不能忘记的正是在理论比较后存在的较量关系，这种强弱较量，不仅仅某一个特定时代中文化上的，更是政治经济关系上的较量。不要轻易的提文明二字，“中国文明”本身就该成为疑问，因为它是个不断演变发展中的运动体，西方文明也是，所以不存在一种固定的，纯粹的中国或是西方文明。两者在历史中运动变化中的较量关系，正是左右文艺理论比较的关键，也是左右比较方法，目的及导出结论的关键。


于连也好，白华也好，无论文字上呈现的是一派多末纯然的审美之致，但终究不能摆脱个体在整体较量关系中位置，也无法回避由较量关系定调而由外介入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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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越南译者本人也是里尔三大的老师，当天上午会议的主持人。他在介绍汪迈德的时候，称其为汉学和越南学的大师（Maître），在转接话头时，对后者又称亲爱的大师（Cher maître）。 Maître 这个词和其阴性表现形式Maîtresse , 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词。小学老师是Maître, 一个领域的能手专家领头羊可以是 Maître, 相对与奴仆的主子可以是 Maître, SM关系里的统治方也可以是这个词。黑格尔就 Maître 与奴仆形成的权威关系写了著名的《主子和奴仆的辩证》Dialectique du maître et de l’esclave.

而台湾译者颇为得意的介绍了自己对于连若干概念的翻译，比如将于连的 « disposition intérieure » 用《庄子》中的“虚待”翻译。先不说翻译的好坏，觉得由A到B，再由B到C的过程耐人寻味 。于连将中国哲学艺术中为未概念化的行为操守概念化，当这些概念再被翻译成中文时，二次概念化，被经典文献中的词替换。一来二去，于连倒是为中国古典文化贡献出不少西方现代式反刍后，却又可溯源至东方古籍文本的关键词。

[2] “文化大革命，有革命之名却全无革命之实。无关文化，而“文化”只是最初的策略性托词。文革是一场在一小撮人之间导向顶峰的权利斗争，只不过这场斗争隐藏在一场虚构性群众运动的硝烟之后。” 西蒙雷斯（李克曼的笔名），《毛主席的新衣》, Les Habits neufs du président Mao, Champ Libre, 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