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天说起了国内的红酒风潮，说起“拉斐”，转基因种植，和我在Béziers与当地葡萄酒中心负责人的隔山喊话的小插曲。 

罗兰巴特在《神话学》中为红酒立章。与其并列成为文化自然馈赠的饮泽之物的还有水与乳。红酒是法国“饮醇的图腾”，见证了“群体道德”和“国家理性” 。红酒有“皈依之质”，有令人“蜕变”或“创造虚无”的哲学性力量；它向智力工作者派送神话，褪去他们的智性而使其等同与无产者，甚至免除了一个半世纪浪漫主义对他们的纯粹理性施加的咒言。红酒礼仪的装饰性和社交性使饮红酒尽释“买醉”之嫌。在法国文学，诗歌民谣，谚语对话中，葡萄酒作为所指和隱喻层出不盡，結晶並折射出再现性的法国国民性：他们的“演作力，自控和社交性”在一个群体共同性行为的艺术再现中得到了再合适不过的体现。哪怕是醉酒贪杯，对法国人来说，也仅是“戏剧性”而绝不是“脾性”。 

可见红酒并非仅仅“取天地之精华”，还必“集人文之灵气”。这与茶作为中国文人传统中的一个象征符号有着类比性。红酒已非单纯人工与自然联姻的果实，它在谓语逻辑中被相继施予历史中不断繁衍出的文化涵义。酒非酒。除了物质性，红酒价值是俯身于由“无限递进宾词”打造出的神话。  

可能是最早的“宾词”，来自在新约中对最后晚餐场景的叙述，耶稣以面包比其肉身，葡萄酒比其血液，令群徒尽数啖饮，而酒是“为众人，为宽恕原罪”而倾倒的“盟血”。而他此后只会在上帝国度中与他们相会时才将重拾酒杯。在圣餐仪式中的成为血的隐喻，包含神聖祭祀意味的红酒，在法定世俗的今日法国，在每張日常生活的餐桌上，遗意可述可懷，成为象征（宗教性）的象征（宗教性消弥）之物。

巴特还提到了国酒产业在法国资本主义史上一段不恰的遗忘。1830年起被殖民的阿尔及利亚成为红酒酿造的重要产地，特别是本土葡萄园遭到根瘤蚜疫情破坏的时期。 

“红酒本不能成为一种完全幸福之物，除非不恰当地去忘记，它也是一种强取豪夺下的酿品”。 

联系起近一段时间中国民间资本对法国波尔多濒临破产酒堡的收购热潮，以及文首那位负责人所言的技术可以复制，但所谓法国红酒的独特性(灵晕？)不可再造，若红酒神话在中国缩影成为消費行為的虚饰场景，那么回到神话缘起国，举起召唤天赋乡愁的琼觞，杯弓蛇影，映出的也许是自由资本全球化神话的版图。